nbsp;   祝年听出了其中的端倪，他看向丹皮尔，问道：“丹皮尔先生，刚才徐厅长和梁处长提出的要求，你觉得如何？”

    丹皮尔说：“就我个人而言，我非常理解并且认同徐女士提出的要求。不过，我们无法把这个要求写在双方的合作协议里。

    “至于梁先生说的那种方式，这或许是一种中国式的培训方式吧。在我们美国，机床的操作是需要经过系统化的培训的，一个年轻人至少需要经过两年的正规培训，才能获得操作机床的资格。”

    “你这分明就是混淆是非嘛！”梁国栋急了，“你说的两年正规培训，是那种刚从学校出来，没有经验的学生。我们的工人都是有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经验的，六级、七级的车工，学数控机床还需要从基础学起吗？”

    “这或许就是我们之间的差异吧。”丹皮尔说。

    “你说什么差异？”梁国栋逼问道。

    丹皮尔索性就不吭声了，只把目光投向了祝年。

    这几天下来，他已经看清楚了中方这些人的关系以及各自的风格。他知道这个屋子里说话管用的只有两个人，那就是徐盈和祝年。

    徐盈作为化工厅的领导，在合资这件事情上的发言权更大，同时她也是一位很务实的官员，所以才会揪着培训和技术的问题不放。

    相比之下，祝年的兴趣点只在于引进外资、促成合作，至于合作之后如何生产，他是不在乎的。

    丹皮尔是瓦兰斯的一个远房侄子。早些年，奥丁工厂业务还很兴旺的时候，丹皮尔曾在厂子里当过行政主管，其实就是帮瓦兰斯跑腿打杂的。

    他脑子很灵活，与一根筋只懂得生产的瓦兰斯相比，他在处理各方面关系方面颇有一些手段，在厂子的经营中也算是发挥过一些作用的。

    后来，奥丁工厂的生意日渐萧条，厂子里的杂事也没那么多了，丹皮尔便离开了工厂，到别处混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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