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壮大。韶州刺史韦璩一向知道慧能精通佛法，于是在仪凤年间邀请慧能大师到韶州说法。当慧能在大梵诗法坛传法时，令弟子法海把所讲的内容记录了下来，经过整理，就成了后世流传的《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慧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也就是《坛经》。”

    “这是对《坛经》来源的通常说法，但据考证，成文的《坛经》问世是在慧能圆寂之后，而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坛经》版本——敦煌本，是在慧能圆寂几十年之后才问世的，流行最广的是宗宝本，更是在元代才出现。后世流传较广的有四种版本，但无论哪个版本，其主旨都是一致的。”张其金对袁心怡说。

    “看来你对佛学也是颇有研究。”袁心怡对张其金说:“哪你也一定知道《坛经》的内涵了，不需要我跟你讲了吧！”

    “这个还真不知道，还是麻烦你讲一下吧！”张其金谦虚地说道。

    袁心怡说：“《坛经》之所以能成为禅宗的经典，除了因为它提出了顿悟法门之外，还因为它广泛地吸取了许多大乘经典的精华，综合而成一种新的佛教观，使佛教进一步走上中国化的道路。《坛经》是以语录体的形式写成的，评言浅显易懂，尤其易为广大下层劳动人民所接受，这为禅宗理论的推广奠定了基础，毛泽东曾经称‘坛经’为劳动人民的佛经。虽然《坛经》的语言简单易懂，但是讲述的佛理却并不简单。它的内涵十分丰富，对唐代形成的各大宗派，如天台、唯识、华严、净士等都有所涉及，而又提出自己新颖独特的观点，这就使得学法者易于比较各大宗派的异同，从而看到了禅宗在佛教中的突出地位。”

    袁心怡讲到这里，看了一眼张其金继续说：“总之，《坛经》是禅宗的灵魂所在，没有《坛经》，就没有顿悟法门的流行，就没有即心即佛观的推广，也没有各种灵活多样的参禅方式。失去了这些理论基础，后来五家七宗的禅宗流派也就难以存在了。但你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历史文化上的差异，印度传来的佛教，与中国传统社会存在着许多矛盾。例如清净无为的思想与儒家积极入世思想的冲突，出家修行与传统孝悌思想的矛盾，使得佛教最初在中国的传播屡屡受挫。于是佛教中国化成了佛教在中国传法必须首要解决的问题。禅宗是佛教多个宗派中中国化最成功的宗派，《坛经》的出现则标志着佛教彻底的中国化。”

    “我知道，从思想上看，《坛经》抛弃了成佛路上的种种外在障碍，认为要想成佛，唯一需要做的就是修心。‘清净心即是佛心’、‘但心清净，即是西方’，佛和净土都只是一种心境，不能外求。在《坛经》中，普通人和佛的距离被大大拉近。每个人的自性里都有佛性，在这一点上，凡人与佛是完全平等的。成佛也就是观照自心，发现自己心性中的佛性。那在制度方面又是如何表现的呢？”张其金问袁心怡。

    袁心怡说：“从制度上看，以《坛经》为根本经典的禅宗，远离城市，走向山林，发展出具有宗门特色的丛林制度。在丛林中，僧人们自己耕作，自给自足，摆脱了对外界社会的依赖。同时，禅宗抛弃了传统佛教繁琐的各种佛教礼仪及苛刻的修行方式，将生活与修行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这样使佛教真正在中国农耕社会中扎下了根基。”

    张其金接着说：“那就是和释迦牟尼佛一样，慧能大师首先是一位佛教实践家，而不是佛学理论家。所以《坛经》打破了种种概念体系，而特别讲究实际修行。禅宗的修行和其他宗派不一样，它把目光放在了人世间。‘运水搬柴，无非妙道’，平常心即是道。一切修行都落实在修心上，至于外在的形式，如打坐、念佛等等都可以不要，唯一要做的是保持自己内心的清净。”

    “你说的很对，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启示下，后世的禅师发展出了各种各样的参禅方式。禅宗的公案虽然是由文字写成，但它的真正意义正在于破除文字。以‘德山棒’、‘临济喝’为代表的开示法或接引法，一改传统的坐在禅堂里静坐的方式，变得轻松活泼，极尽变化之能事。禅师的一举一动，看似无意为之，其实都含着禅宗的大智慧。正因为这些创造性的变革，禅宗完美的融合进了中国社会。所以到了唐宋年间，士大夫参禅成为普遍风尚，例如王维和苏轼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通过士大夫的参与，《坛经》的思想境界渗入到文学艺术之中，革新了传统的艺术审美观。在《坛经》看来，一花一叶，皆是菩提，山林佛教的宗风使人们来到大自然中，与自然景物融为一体，进入无我之境。这种意境突出表现在唐诗和宋元山水画中，这些作品空灵淡远，形成了一种含蓄空蒙的审美境界。禅宗所倡导的虚静空灵之美成为中国古典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袁心怡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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