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在前督师,臣在后筹饷,患难与共,休戚相关,虽士马未尽饱腾,而臣之心实已交瘁,怨诽亦所不辞。
自臣来徐甫逾一月,后路粮饷转运,相隔渐远,每恐呼应不灵。若再逐贼出境,远驻豫省,军务大局,未必遂能有济。而各军饷需、本任公事必多贻误。
即蒙派员接署督篆,各有责任,各有作为,何能与前敌痛痒相连始终如一。若强争则徒失和衷,若隐忍则必分畛域。军需稍有掣肘,斯功效全无,溃败立见。臣去年折内固已言之详且尽矣。
且臣自问本心,于一切荣利素知恬澹,若从此脱卸地方事件,专意办贼,事机可赴,神智不纷,犹可勉力报效。若因饷缺而溃,亦非朝廷所以用臣督师、望臣成功之意。臣从军数十年,稔知军情利钝之由,其枢纽不在贼之难办,而在粮饷军火之难接济。
曾国藩老病侵寻,自萌退志,臣每谆切恳劝,谓若不耐军事之劳顿,即请回任筹饷,坐镇要区。彼总以精力衰惫相谢,然亦以剿捻全军专恃两江之饷,若经理不得其人,全局或有震撼,与臣再四密商,迄无嘉谟可以入告。是不得不仰赖朝廷之善为区处矣。
今谕旨并未令人接办江督与通商要件,而询及应否移扎豫境。臣若至豫省边界,离江宁千余里,离苏沪千数百里,军储之调发、属吏之禀承、文牍之往返,动逾数月,未有不迟误者。
后路根本重地,皆新复之区,又多通商口岸,设有蠢动,更难兼顾。臣反复推究事理,务求一是,纲领全在得人。
皇上若仍令臣兵饷兼筹,须以驻扎徐州而止。应仍如曾国藩前奏,东路稍松,当回金陵,或驻清江,力筹饷运,乃足以固军心而维大局。
捻逆在东,则督饬各军就近兜剿。捻若驱豫,则体察诸军之劳逸,东路之防务更番酌调,跟追前往,与鲍超、曾国荃等军会合夹击。
刘铭传等忠勇奋发,临敌应变均尚可靠。臣随事商筹调度,似不致遽有失机。
若皇上专责臣以讨贼,在本境可兼管地方,军需当责之何人,缺乏当如何处置,非一二空谈能有实济,此必须预为筹度者也。
至捻逆久成流寇,臣军打仗虽尚得力,而马队太少,不及贼马之多且悍;曾国藩固屡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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