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能获得对等的服务。明朝本来实行的是低税重赋役制度，把服役视为人的义务。而随着时代发展，原有的服役制度已经推行不下去，渐渐改为折银，但是思路上并没有跟进。认为商人交的税银都是活该，只想着索取，没想着为商人服务，依旧把对方视为肥羊，也就导致两下的关系渐渐成为敌对。

    明朝当下的奢靡之风，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商人带动起来。而商人之所以一方面逃避税款，一方面又挥金似土，大肆挥霍的原因，也与朝廷对商贾近似掠夺的处置方式有关。

    弘治年间，珠宝商人冯谦，王通，李祥，王智，夏线儿以莫须有罪名下狱籍没家产，而在另一条时空线里，万历年间的富翁姚辇因为没有子嗣，死后诸侄争产诉于官，最后朝廷下了命令将姚家全部家产充公……天启年间吴金薄借款两百万于朝廷，朝廷不但不归还欠款反把吴下监。

    最惨的则是天启年间盐商吴养春，以五十万白银助军饷，结果因为出钱太多，被朝廷认为是肥猪，不但不嘉奖，反把其父子三人关押在监牢里迫害致死，其妻妾亲族皆被追缴产业，以至于家破人亡。

    正因为有这些例子，商人们才变得不爱存钱，反正钱存下来，也不能保证儿孙靠着父祖积蓄安渡一生，还不如在自己这辈就花掉，总好过便宜朝廷。由这些人带动的奢靡风，反过来又影响了天下，导致明朝奢靡之风越来越严重。

    固然万历朝眼下还没到这么丧心病狂的地步，但是对于商人的态度也是不保护不鼓励，尤其没有保护私人财产概念。商人们交了税不但得不到官方的保护或鼓励，反倒有可能因为纳税而被当成肥羊，成为胥吏衙役盘剥的对象。是以纳税积极性不高，对于朝廷也缺乏信任及认同感，也就是情理中事。

    范进提出的按纳税额度进行不同程度保护的政策，对于这些商人来说，就是最大的善政。他们未必相信官府的节操，但是大多愿意相信范进。毕竟之前牛痘的事，这些人都算是受益人，打冯邦宁的事，也是他们亲身经历。这样的人，总归是比普通官僚可信一些。

    这也是范进放上元县的一个优势，有深厚群众基础，尤其是在士绅这个阶层里，他有着足够好的人缘。如果是像邹元标那样放到贵州某个汉夷杂居之地，他纵然有通天手段，也难以发挥出多少作用。

    一上午的光景，商贾来来往往，上元境内数得着的大户，来了七成有余。大家不但主动完税，而且全都抢着去当甲等户。这不光是一个官府保护力度问题，还有一个商业信誉问题。纳税多，证明自己经济实力强，以后和外来商贾做贸易时，提出自己是官府甲等纳税户，这本身就是个实力的证明。反过来，两家店面抢一宗生意，一个是甲等，一个是丙等，客户选择和谁合作就是明摆着的事。

    再者，经商也好生活也罢，总是会有这样那样的矛盾，争讼到官府也是难以避免之事。范进都已经明确表示，要根据纳税多少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