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不能所有人都去种桑麻，如果种粮的人比种桑的人少，岂不是要天下大乱了？”

    他的观点不能算错，从某种意义上，其实也算是切中要害。明末的一个问题就是经济作物越种越多，南方的米粮产量大减，导致在粮食问题上发生较为严重的危机。

    如果范进眼下是在朝廷大佬的角度，会对顾实的话表示赞同。毕竟在那个高度上，百姓只是个数字，看不到他们的喜怒哀乐，也就谈不到动感情。可是在县令这个身份，看到的都是活生生的人，想问题的角度和思路就注定不一样。

    人做事除了对错，还要考虑利益。尤其是站在自己角度上，这件事对自己有利还是有害，总是第一思考要素。范进如果是应天巡抚，就会从全省的布局思考问题，但他现在是上元知县，要管的就是一县的民生以及县里经济发展。

    所谓父母官不是说说就算的，他得考虑这一县子民的经济收入和家庭生活，为了自己这一县利益跟其他人争权打架，也再所不惜。

    大明的经济结构作物分配，保证多少耕地红线，这种全国高度的话题，得等他做了京官以后再行考虑。至于眼下，他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把上元经济搞起来。让上元的百姓越来越富，吸引更多人流入上元，这才不负自己的岗位，再者非如此也没法满足课税要求。

    上元的地租虽然是东南最低，但是上元的赋役却是东南最重。原因就是曾经离国都很近，抓这里的差最方便。眼下虽然国都早已不在此，可是徭役未减。再加上大批的不服役人员，这些在酷暑时节挥汗如雨肉袒深耕的农夫，几乎人人头上都顶着徭役。

    实行一条鞭法后，他们倒是可以不用去服役，但是得交银子。以目前的作物结构，他们根本就拿不出足够的钱来折低应服徭役。眼下都是靠借贷交赋，要不就是申请减免。种植经济作物，获取更高的收入，才是保证一条鞭法得以实施的保障。

    如果继续让上元的农人种粮食，要么自己不追课，要么就会导致乡村经济的破产。

    眼下朝廷对于人身控制力度大不如前，守着江宁这么一个大城市，在农村赚不到钱，很自然就想到进城工作。这种在乡下长大的人又没有什么技能，最多是有身气力。很容易就沦为雇工、苦力，其中一部分还会成为奴仆。

    准备打击蓄养家奴之风，让东南富翁家里不至于有过多奴仆的范进。除了要在城里严肃法纪加强管控外，釜底抽薪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多的减少奴仆来源。农民不用离开家就能赚到钱，自然就不至于非到城里去看人脸色。毕竟如今的时代不同于后世，人们思乡情绪重，但凡有一条活路，也不会想着往城里跑。

    做父母官的给他们一条出路，保证他们不用进城也有饭吃，亦是本分所在。

    为了百姓又或是为了自己，这件事都必须做成。范进道：“我虽然不是上元人，但也是农家子弟，于农桑之事并非一无所知。以东南论，十亩之田，自耕仅够一家之食。雇人代耕，等于无田，佃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