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日本有福泽谕吉这样的人物。以在欧美游历十年的经历，写下了《西事记闻》向国内介绍西方的书籍。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明治维新贤臣正是通过其所著之书了解西方，学习西方，进而兴革国内事物。象国民教育这样的政策，基本就是从西事记闻当中直接照抄的。

    而反观这会的“我大清”，还在几十年当中抱着魏源的《海国图志》说事，这本不仅仅是只涉及了西方的一些皮毛，大概就是船坚炮利之类的东西，更重要的是谬误极多。在这十九世纪末最关键的二十年当中，中国竟然没有一本系统介绍西方，研究西方的书籍问世！

    就算有了同治五年，出使泰西诸国斌椿，将旅西所见著有《乘查笔记》一书，进而刊于京师，虽说其更倾向于猎奇，且对西方观感全流于表面，却也是一时通国传观，抄襄阳播掿之词者，顿为纸贵。

    如张之洞、李鸿章为首的士大夫阶层不是不需要这类书，否则也不会有《乘查笔记》的洛阳纸贵。这会的统治阶层也极端需要通晓洋务的能员，结果能用的，不是译书局培养的只会洋文的翻译，就是很少几个当年的留美幼童。很难谈得上了解当时世界各国内情。求贤诺渴的大员们更是千方百计的招募精通洋务的能员，早在十几年前，李鸿章与沈葆桢各出白银三千两,共六千两白银作为伍廷芳的年薪。

    而现在，张之洞让自己将游历欧洲所闻所见书写成册，这是为何？难道是想借自己之书，令国内大员、书生全面了解西洋？了解西洋因何而强？

    自然，实际上从未游历欧洲各国的唐浩然写不出一本全面介绍西洋各国经济、政治、文化历史的书，更不可能对西洋各国的国体、政治加以解析，事实上，这会的还抱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大员们，也不需要这些，他们需要的是对西洋的最直观的了解，这本书只需要回答一个问题——西洋为何强，如此便足够了，大员们可通过它知道西洋之强在于科技，在于教育，而其它人亦可从书中窥见西洋强大的根源。

    现在他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原本很复杂的简单化，变成简单的历史故事，让人更直观的了解西洋各强国的历史、文化更重要的看到他们的崛起之路。

    于是没有任何悬念的，唐浩然选定了抄袭后世的《大国崛起》，将葡萄牙、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