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泰西策》一部《盛世危言》，前者让唐浩然名扬海内，而后者却因皇上与地方大员的推崇，更令其声名鹊起，一时间名声大噪，在京城文人之中论及风头，无人能出其左，而唐浩然的过去亦随之再被挖了出来。

    从献“纱、丝、煤、船”富国四策，再到创办禁烟局，既能“渐禁而平烟毒”，又能拓财源于官府，短短数月间，湖北省年入多出百余万两，着实让人惊叹，有好事者称其所献“皆旁门左道，非圣人子弟所取”，亦有好者为其辩称。

    谤名也好，誉名也罢，随着一群清流言官在翁同龢的暗示下，纷纷上折支持“择台湾一地，试行新政，以证其效”，而这正是出自《盛世危言》“特区篇”中的“以一隅之地为全国之先，以免新政伤及国之根本”。

    若是搁过去，有人提“变法”、“维新”、“新政”以至“洋务”，立即就会有清流跳出来对其大加抨击，这会反倒全都支持了，不仅仅是因为那部《盛世危言》倍受皇上推崇的，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甚至赞同书中所谓，尤其是“新学篇”着实让他们舒服许多——专门学堂如古之幕府为落榜士子衣食之道，授以专长，职有所专，至于什么格物、数学、洋文的，不过就是“吏”之学罢了，同样是为国效力，这官是官，吏仍然是吏，而这专门学堂不过只“育专吏之所”。

    这种区分对待，着实让那些清流言官们顿觉身份高出几分来，自然也就无需像对待同文馆等洋务学堂一般百般抨击——当官的有几个抓着小吏的尾巴不松的，治吏虽是为官之道，可一个言官站出来抓着小吏上朝议，还不成了笑话。

    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些清流言官意识到，这甚至可以引伸于朝议，将来借操洋务者为吏为名，对过去趾高气扬的各地洋务衙门加以打压，岂不妙哉。

    至于军机大臣们，瞧着皇上的劲头，那边太后也未发话，自然也都理智的保持沉默，现在那“试行新政”的折子还未上朝议，至于将来，还是等太后发话再说。

    而在另一方面，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无论事态如何，新政成与不成，那唐子然算是功成名就了，更有人认为这将来主持新政试行者，除唐子然外别无二人，原因无他，这事由其所提，自然也将由其负责，而更重要的是，能得翁常熟、张南皮以至李合肥等数位朝中地方大员的赏识，将来成就必不可限量，

    一时间慕名来唐府拜访的举子更是踏破了唐家的门坎，唐浩然总算是知道什么叫“人怕出名猪怕壮”，虽是烦不胜烦，但却也只能强撑着笑容，一面与拜访举子结交，一面从中试图挑选择几个人才，而与此同时，各方刘声夸奖的消息，亦通过各种渠道流传出来，以至于唐浩然的名气更加大了。虽然偶尔也有责难的声音出现，但在这汹涌的叫好声中，又有谁听得见呢？

    也就是在这一片叫好声中，唐浩然接到了来自宫中的圣旨，这是在翁同龢的力荐下，唐浩然方才得到的面圣之恩，对于外臣来说，这自然是无尽的“恩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