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他们一般的功业！”

    “那你应该去考黄埔啊？来我这个小小保安团又能做什么呢？”罗杰笑道。

    朱青岳害羞的挠了挠后脑：“我……我怕自己考不上……罗先生是个好人，您的保安团应该也是个保境安民的好队伍，在那里我至少能惩治一些祸害人的土匪。”

    “呵呵，那你书不读了啊？还有啊，保安团可是挣不到大钱的。”

    “我已经中学毕业了，不继续读书了，家总要有人养活的，至于钱么，如果我当上营长的话饷银够还钱了么？”

    罗杰从怀里掏出一张之前印制的名片来，从背后写下了自己在海南的地址递给朱青岳：“你先回家收拾一下，带上你母亲来海口找我吧，只要你好好努力，我是不会亏待自家人的，如果你真当上营长，攒上两年那一千大洋就有着落了。”

    朱青岳结果名片看了看，朝罗杰鞠了一躬：“我现在就去准备！一定努力训练，不辜负您的希望！”

    罗杰也没指望这个名字很牛气的家伙能怎么样，只是他的那股劲头很是让人欣赏，尤其是在民国这个大多数人都已经对于痛苦麻木了的时代更是如此。

    在这一时期盛行的是苦命型人生观，这种人生观的影响非常大，大多数人，特别是女工，都受这种人生观的支配。他们通常没有或只受过很少的教育。在这些人看来，人的一生本来就是很苦的，因而所谓生活艰辛、终年为衣食住而奔波劳累及病痛和灾难等是无法避免的、习以为常的。苦与命好象是相联的，是前世注定的。“苦贯了，也就无所谓”。“享福不是我们的事”。因此，他们为生活而生活，对现实逆来顺受，将各种不如意归之于命运，并不去想改革的法子，就是所谓的麻木。

    与苦命型人生观相对的则是积极型人生观。持这种人生观者具有自信、反抗、好打抱不平等特点。他们“向往予自主的生活”，要“有人格”，坚持“凡是不对的地方就要讲”。不少人还把国家、民族前途与个人前途相联系。要求进一步改造社会，甚至认为只有争得了全体工人的解放，才有个人的解放。“不合理的事情，就改革它”。这类人有很多是工人领袖或工会的负责人，受教育程度较高，具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能够看报，在工人中只占很小比例，放到社会范围就更少了。

    显然，年轻的朱青岳拥有一颗积极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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