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时代，中原的制度和古罗马也差不多，古罗马是公民和自由民，中原是国人和野人。

    古罗马贵族为了团结公民，让出了一个执政官，执行双执政官制度，也就是贵族选一个，公民选一个。

    《控卫在此》

    而在周朝，国人要是不爽，也可以进行国人暴动，直接推翻天子，周厉王就是这个被国人推翻的倒霉鬼。在古罗马也赶走了罗马王，用执政官执政，一开始只有贵族执政官，后来因为贵族执政官打仗不给力，老是打败仗，于是公民不干了，贵族只能妥协让公民也能选出执政官。

    这就和鲁国曹刿论战一样，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古罗马的贵族元老院也是肉食者鄙，公民看不下去了。只是鲁国是曹刿出谋划策，一鼓作气，而古罗马是公民兵直接摆烂，直接拒绝打仗，直到贵族同意执行双执政官制度。

    所以在古时候其实东西方的发展差不多，都有公民和国人的暴动，都有肉食者鄙，国人和公民都是胜利的关键。

    一直到商鞅变法开始，情况就不同了。造反的方向也有了分歧，西方在公民至上的路上一路狂奔，而东方在团结国人和野人的路上一路狂奔。

    西方是贵族渐渐下方公民权，最后贵族自己也隐藏在公民之中。而东方是国人和野人一起冲击贵族，最后贵族都成破落户了，谈贵族精神就成了个笑话，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所以西方一旦遇到危机，就会来一个‘尊王攘夷’，简单来说就是给公民找个敌人，基本上就是自由民。什么排犹啊、巫女啊、吉普赛人啊，黄祸啊，排华啊，异教徒啊，前苏联啊，反正一旦有内部危机，立刻就会找个敌人，团结公民，避免公民把矛头指向贵族。

    中原一旦遇到危机，立刻改朝换代，谁来也不好使，可谓是皇帝轮流做今年到我家。不管外面是不是有外敌，国人和野人可不管这些，属于谁不让他们好过，他们就让谁不好过。

    西方还属于春秋战国时代，看春秋历史就可以看到很多国人优先的记录。什么国人暴动、肉食者鄙、子产不毁乡校、尊王攘夷……全是为了团结国人而做出的让步。

    甚至可以说春秋时期的王道和霸道，王道就是团结国人和野人，霸道就是国人至上。

    霸道就是谁更能调动国人，谁就是霸主，齐桓公的‘尊王攘夷’其实就是团结周人一致对外，把周天子当做借口，实际上是齐桓公做周人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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