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国和齐国是按照第四等要服去朝贡的，因为实在是距离镐京过于远。

    这种情况直到彻底迁都到洛阳后才改变，邦周重新划分了五服。

    五服制度是姬昭在礼制和现实中，进行的一个折中的选择。

    在洛苏看来，这世上的根本政治道理是完全相通的。

    放在现在的大唐是一样的道理。

    那一天洛苏和李世民在棋盘上放下黑子，便是以长安和洛阳为中心。

    至于那些白子，就是一个个圈，而这些圈子的唯一划分依据，不单纯是距离，而是朝廷大军所能够到达的时间，即发生叛乱后，最精锐的禁军平叛进场的时间。

    根据陆路和水路的不同，划出了五个圈子，分别是七天之内、半个月之内、一个月之内、三个月之内，以及三个月之外。

    三个月之内的圈子，几乎就囊括了整个关中、蜀中、河西、河南、河北、淮南、江南，可以说传统中原熟地都在这里面。

    而行军三个月，几乎就是帝国军队投送的极限。

    不是说更远去不了，而是先不说三个月的行军时间，叛军已经将所有准备都做好了，即便是到了那里，所要付出的代价只会让中央帝国陷入极深的财政负担中。

    可以说，除非为了大战略，否则持续进行这种长途跋涉的战役，不用多，只要两三次，以农业为根基的中央帝国，就会自己陷入崩溃中。

    实际上在洛苏给李世民讲述了这个理论后，李世民就隐隐感觉到，如果大唐真的拥有西域以及草原，那府兵制度貌似不能适用于统治这么广袤的疆域。

    毕竟府兵要种地，而且府兵都是轮值，在长安待多则两个月，少则一个月，就要回家，如果将府兵调到西域去戍卫，或者调到漠北去戍卫，即便是从长安出发，那仅仅在路上就要花费至少半年的时间。

    来回就是一年，这一年的吃食，都要府兵自己提供，还要准备衣服、甲胄、马匹的草料，那沉重的负担，李世民这深谙军事的人，仅仅是想想就头皮发麻。

    况且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去驻守，不可能很快就回来，起码要待几年，要不然时间都浪费在路上。

    那家里的地怎么办，那家里没有男人，在这个时代，家岂不是垮了。

    所以当洛苏将第五枚白子放在棋盘边缘，对李世民说道：“这就是传统的荒服，所谓荒服，就是帝国实际上，只会消耗力量而难以得到什么的地区，草原、西域这种地带就类似。

    但又迥然不同，西域很重要，它虽然不能直接给帝国带来什么，但缺少它，帝国就相当于断掉了一条腿。

    当初汉朝的时候是怎么统治这样的呢？

    本质上就是自治，当时西域百分之九十的兵力都是西域本地人，当然，这些本地人，包括原西域人，和西域汉人，但无论是什么身份，他们只有一个西域人的身份，甚至就连刘氏镇守的诸侯王，以及我洛氏镇守的无双侯，也已经深深西域化。

    在整个汉朝，从汉宣帝之后，到汉朝灭亡，中央朝廷都没能再往西域插手。

    不是没有尝试，而是失败了。

    但西域也没有给中央朝廷找大麻烦，完美的发挥了一个通往极西的商业中转站作用。

    于是后来只单纯设置西域都护府，实际上下面的人全都是西域本地人。

    当然，这得益于北方草原上，没再崛起一个强大的势力，等到鲜卑崛起，西域再次进入了大国的争端中。”

    了解了这些之后，李世民就对洛苏提出的建议更加信服，甚至他认为洛苏的办法是现在最适合大唐的。

    ……

    殿中的窃窃私语略停一下后，洛苏又接着说道：“宋人不明白的道理，诸位却不能不懂，数年前天下征战不休，于是天下黎民作难，待大唐一统四海，天下于是止戈数载，天下遂有安定。

    这便是天上不能有两颗太阳，地上不能有两个君王的道理。

    天下之对错、道理，皆在天子之念。

    推及四方，难道有所不同吗？

    现在诸国推举大唐天子为天可汗，便是以天可汗为主，据说西域将之称为万王之王，那么服从天可汗之命，便是应行之事。

    诸如冬突厥曾欺凌薛延陀，如此往后，便上报天可汗，对错是非，由天可汗决断。”

    殿中一阵骚动，听从天可汗的命令，以及最重要的，天可汗要作为国际事务的唯一仲裁者，最至高无上者，不仅番邦之人，就连大唐臣子也多有侧目者。

    洛苏面色毫不变化，“天可汗受皇天素王恩典，统治皇天之下的所有子民，而诸国国主，便是为天可汗牧养万民之人。

    但凡前来长安朝贡的番邦异域之国，按照土地多寡、部众多寡、天赋才智、血缘远近，各自划分爵位高低，地位最崇高的得到金印，上书：天可汗赐烈日可汗印；次一等的得到银印，上书：天可汗赐明月可汗印；最下一等的得到铜印，上书：天可汗赐繁星可汗印。

    烈日可汗等同于大唐亲王，明月可汗等同于大唐郡王，繁星可汗等同于国公。”

    洛苏只说可汗，却不说可汗之下，这是他深谙温水煮青蛙的道理。

    大唐现在还没有彻底插手这些国家的实力，军事胜利还不够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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