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sp;   因为汉中的所谓“鬼卒”，战斗力确实严重不足。

    张鲁、刘璋他们仗着蜀道险峻而偏安一隅，能有多少实力？

    这一章，咱们聊一聊吕蒙…

    罢了，咱们先来说一说季汉无史官之事。

    以后再说吕蒙。

    史书的修撰，既受时代背景的约束，也掺杂了修史者的个人情感。

    因此，史官对史料的运用，需要慎之又慎。

    陈寿在《三国志》中曾说，蜀汉“国不置史，注记无官，行事多遗，灾异靡书”。

    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不记录人事），灾异靡书（不记录灾异）。--《蜀书后主传》

    此话给人的直观印象，便是蜀汉不设史官，因此导致史料记录残缺不全；

    也侧面解释了《蜀书》篇幅短于《魏书》与《吴书》的原因。

    注意：《魏书》共三十卷，《吴书》共二十卷，而《蜀书》……

    仅十五卷。

    然而如果仔细阅读《三国志》，便会发现陈寿所言并不符合实际情况。

    比如《后主传》曾提到“景耀三年，史官言景星见”；

    此事明确使用了“史官”二字。

    《蜀书》中也有大量关于星象与异象的记载，可见“国不置史”是假，“灾异靡书”也不为真。

    那么问题来了…

    陈寿为何要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呢？

    我们先来看“国不置史”。

    “史官”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

    它的工作内容不局限于一般印象中的史料记录工作；

    史官同时也要兼顾天象变化、历法制定、档案管理等多方面的内容。

    工作内容涉及到“历史记录”者，彼时有太史系统、东观系统、兰台系统以及秘书系统。

    东观与兰台，可以简单理解为帝国图书馆与档案馆；

    秘书系统出现较晚，东汉初设旋废，至魏文帝时，始重新设立。

    由于《三国志》中没有“职官志”或“百官志”，因此想要复原魏、蜀、吴三家的职官制度并不容易。

    曹魏的制度尚可以通过《晋书》、《宋书》、《通典》等后世史料加以推断，蜀汉的职官系统则相对模糊。

    换言之，“国不置史”的解释，并非仅有一种。

    如果以“史”的字面意思推断，陈寿所谓的“国不置史”，有可能是指“太史”。

    太史系统的主要职责，是通过观测星体运动来预测王朝运势，也兼顾符瑞谶纬一类的政治预言。

    本书中刘艾的政治盟友王立，便是太史令。

    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天时、星历……凡国有瑞应、灾异，掌记之。--《续汉书百官志》

    比如兴平二年（195）献帝东奔，王立便用“太白犯牛斗，荧惑守北河”等说辞，劝刘协改易道路。

    太白即金星，荧惑即火星，实际是太史官利用星象变化来影响统治者的决策。

    天子败于曹阳，欲浮河东下。侍中、太史令王立曰：“自去春太白犯镇星于牛斗，过天津，荧惑又逆行守北河，不可犯也。”由是天子遂不北渡河。--张璠《汉纪》

    建安元年（196）曹操领兵入洛，迁都许县。

    王立又说“金火交会，革命之象”。

    （王）立又谓宗正刘艾曰：“前太白守天关，与荧惑会；金火交会，革命之象也。汉祚终矣，晋魏必有兴者。”--张璠《汉纪》

    可见太史令的工作，很大程度上与星象历法有关，其实更接近天官、历官。

    汉延康元年（220），东汉太史丞许芝，也曾用“圣人受命而王，黄龙以戊己日见”等符瑞谶纬之辞，劝曹丕代汉自立。

    辛亥，太史丞许芝，条魏代汉见谶纬于魏王曰：“《易传》曰圣人受命而王，黄龙以戊己日见。七月四日戊寅，黄龙见，此帝王受命之符瑞最著明者也。”--《献帝传》

    可见无论是太史令还是太史丞，并不局限于历史记录工作，更需要兼顾星象、历法、谶纬等内容。

    不过从可见史料看，蜀汉存在天官与历官。

    这便能解释，为什么《蜀书》中频繁出现星象变化的记载。

    比如景耀元年（258），成都观测到景星；

    再比如延熙十四年（251），费祎自汉中还成都，术士表示“都邑中无宰相位”等等。

    景耀元年，姜维还成都，史官言景星见。--《蜀书后主传》

    （延熙）十四年夏，（费祎）还成都，成都望气者云都邑无宰相位，故冬复北屯>> --